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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年前,我们就停在这里…

责任主编:陈韦纶

17年前,我们就停在这里…「悲」、「怨」、「恨」、「干」,关厂工人弱势者抗争的强烈意象,创造出国家必须以政治性个案解决的手段,以渡过其危机,17年前的「借」和今天的「不用还」是一样的。当我们回到17年前停下来的地方,下一步该思考的是:怎幺拿回当年我们没有拿到的东西。(摄影:王颢中,于2013/02/05,关厂工人台北车站卧轨抗争现场)

劳动部宣布关厂工人的「还款」全退(相关报导),不过全国关厂工人连线诉求修改《劳动基準法》第28条,扩大薪资垫偿及于资遣费及退休金的行动仍然持续(相关报导)。这一场持续了17年的抗争,在工人终于免于遭追债后,未竟的主轴得以浮现,那就是国家真正应该负起的责任,究竟在哪里?

当年国家法制保护不健全,那现在呢?

3月7日,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以当年「国家法制保护不健全」、「主管机关未尽监督义务」,判定当初劳委会所称的「借贷」,是「基于国家责任」的补偿,因而与工人之间成立公法上的关係,而劳动部将这个关係自己解释为「公法上的借贷」(相关报导),并以「公平」为由,把过去「还」回来的钱一概退回。劳动部不能对不起自从2012年,他们开始告工人起,向他们妥协,甚至帮忙「乔」事情的人,如果让他们还得比坚持抗争的人还多,以后又要找听话配合的人来分化抗争,就有困难。

而接着,直接由行政院长江宜桦拍板,再来个「大赦」,把两亿多还款全退,这个动作,被工人的组织者批评为「抵销抗争成果」(相关报导),行政院与劳动部的这种对不抗争、反抗争者的「大方」,如果是在工会,有打压工会、构成「不当劳动行为」的问题。这一点姑且不论,我们另外还可以看到国家今天这个「政治决定」,对应到17年前,前劳委会主委许介圭拿钱出来平息纠纷的「政治决定」,其实凸显出面对抗争时,政府「个案处理」态度的一致性。

我们所要质问的,是法院说的当年「国家法制保护不健全」、「主管机关未尽监督义务」,今天做到了吗?

与17年前相较,在制度上,对于突发性、无预警的关厂、解雇行为,多了几个规範:第一,是《大量解僱劳工保护法》,第二,是《就业保险法》,第三,是「积欠薪资垫偿」制度,第四,则是「年资随人走」的劳工退休金新制。一般同情关厂工人的论述,会认为这些制度,是他们为全体劳工牺牲、抗争的成就,不过我却要在这里指出,如果要将这些国家卸责的恶制(罪恶),归因于关厂工人,恐怕是「不可承受之重」。

我们到底得到了什幺?

《大解法》脱胎于当年关厂抗争之后,工运提出的《关厂法》,但是精神全失,《关厂法》中重要的机制,如「代位求偿」、「跨部会处理机制」、「劳工债权优先受偿」、「限制投资及贷款」,以及「刑事化条文」…等从管制关厂行为的手段,在《大解法》中逕付阙如,使得《大解法》沦为一部「关厂程序法」,只是大量解僱事件发生时的「残补」措施,透过这一部法律,赋予雇主大量解僱的正当性。

而「积欠薪资垫偿基金」制度也是一样,设定「6个月工资」的停损点,结果是让本来必须全数偿还的薪资、资遣费、退休金等,变成一个「有限责任」;而《就业保险法》则只是让劳工自己出钱,为失业买保险,而且还为了怕雇主反弹,开办就业保险不另外提拨保险费,直接从劳保的保费里扣,等于从劳工的养老本—劳保基金里领钱(相关评论)。

更严重的,就是新制的劳工退休金,用世界银行在全球推广的智利模式商业保险「完全準备」逻辑,把劳工每个月提拨的退休金集成一个大基金,投注到资本市场来活络金融,也就是把劳工的养命老本送上资本的赌桌当筹码,而在新制退休金制度中,对于旧制的年资,採取「保留不保障」(相关报导)的态度,一直到今天,也无法确实执行劳退旧制的提拨,造成旧制退休金付诸流水,也衍生出从90年代迄今,工运抗争的最大主题:太子、华隆、荣电…无一不是为此,新制的通过,反而是把旧制的历史问题留下,将工运的力量,耗在这一个鬼打墙的问题上。

一言以蔽之,「国家法制保护不健全、主管机关未尽监督义务」,到今天还是一样,不因这些虚假的制度而有所改变。

代位求偿?

在法律学术与实务界的支持下,关厂工人由民事转行政的诉讼,成就了在司法上的胜利,但是也因为这个诉讼的进程,使得全关连所诉求的「代位求偿」因此失落。「代位求偿」是雇主对劳工的债权移转到国家的手上,先由国家垫付给工人,国家再去找雇主求偿,关厂工人义务律师邱显智表示,这种法律关係属于民事诉讼的範畴,当诉讼走入行政法院,就意味着在司法上,已经不再主张这种法律关係的存在。

政大法律系助理教授林佳和则认为,即便诉讼进入行政法院,也不见得就不能再主张「代位求偿」。工人与国家之间,固然可以成立一个「公法契约」,由国家垫付,而劳工的债权移转给国家之后,国家与雇主之间,还是可以再成立一个民事上的债权关係。不过,在考察了当年劳委会执行对劳工的这个「贷款」的时候,官员们对劳工说这是「代位求偿」,但是对雇主却从来没有积极主张过。

「就好像联福的老闆李明雄就曾经两次向劳委会说过,愿意概括承受债务(相关报导),但是劳委会对此却没有表示意见。不置一词的结果,使得现在很难在司法上认定这笔钱劳委会有要「把劳工的债权移转过来的意思」,这就是17年前的「政治解决」,劳委会宁可拿就业安定基金出来贴,也不愿意让雇主履行他们的义务。也就是说,17年前未竟的在制度上建立「代位求偿」机制,连带使得17年后的今天,依然无法得到肯定。

由此,我们再回到从未被釐清的「国家责任」上。

对于关厂工人,国家的责任本来就不是「给付义务」,而是在第一个阶段:规制突发性的关厂;第二阶段:在发生关厂之后,确保劳工的债权得以实现;最后才是第三阶段:在所有方法都用尽之后,採取社会补偿的手段,让工人免于生活困顿、可以获得新的工作。而从我们前面回顾这17年来种种所谓「制度」的建立,就可以看到这个国家是如何地本末倒置、逃避其应尽的义务。

「在德国,并没有像台湾《劳基法》里面『资遣费』这样的规定」,林佳和解释,「但是在德国《破产法》中,规定企业关厂的时候,必须订定『社会计画』,在劳工这边,这种『企业计画』如果是有金钱价值的,就类似『资遣费』,这需要跟劳工协商」,而在德国《破产法》中「企业计划」里雇主对劳工的债务,是优先于抵押权清偿的,在这样的确保手段之后,如果劳工的债权还是无法获得清偿,林佳和说,「这个时候,政府就会提供『破产津贴』,直接支付给劳工,之后,付出去的『破产津贴』,就由政府取得对雇主的债权,进行『代位求偿』」。

工人没人疼、只有自己拚

在17年来,台湾政府对关厂工人案的种种举措,解读不出「代位求偿」的内涵,而今天的法律里也没有实现「代位求偿」,林佳和同意过去17年来「就制度的保障而言,可以说是毫无进展,一直在原地踏步」。

也因此,在这里,我们要批判17年前劳委会的「借」,与17年后今天劳动部的「不用还」,这种只以政治权宜手段取代建立制度责任的态度,他们的核心关怀只有如何消弭工人运动的力量与避免自己的政治危机,我们如此提问,「当法院认为当初的『法制保护不健全』,而给予工人有利的判决,那幺今天同样的『法制保护不健全』没有稍微地改善,那幺该怎幺办?」,答案其实很简单,唯有工运力量无法消弭、政治危机无法解决之时,官僚才会以制度作为交换,而真的到了那个时候,恐怕还得问一声,工人只愿意换来一个「制度保障」那幺简单而已吗?

就制度保障做整体思考,《劳基法》第28条修法,将积欠薪资範围及于资遣费、退休金的诉求,其实也只是把现在为雇主设定「有限责任」的停损点稍稍再拉得高一点点而已,距离完整的制度保障还远得不得了。但是从历史的经验看,政治性的个案解决,正是国家消弭运动、移转危机的手段,一样的事情,现在又再度历史重演,17年前,我们就停在这里司法的路已经走完,也取得了胜利,再向前行,还要依靠谁呢?

关厂工人其实早已高喊出答案:「工人没人疼、只有自己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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